父亲与过年

1）：压岁钱
童年时，记得父亲在新年只给过我两次压岁钱，不是父亲“孤寒”，而是依我家的“传统”，压岁钱是双亲中一人给予孩子，不像其他家庭父母都各包一封红包。

这或许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关。我们兄弟姐妹众多，家里长期贫穷，生活艰苦，年关总是年年难过年年过，当年父母是没有能力多准备一份压岁钱。

尽管我从父亲手中只拿过两次，我没有埋怨父亲，知道他也是把领到的花红全部交给母亲，母亲给孩子的也是等于父亲给的。

那一年除夕，大家吃过团圆饭后，父亲就派给我们红包，还是小孩子的我当然高兴得很，因为没拿过这么“多”钱，那个年代压岁钱“行情”是两大元，已足让我兴奋得差点睡不下觉。

可是，可以高兴只是几天光景而已，过了年初四、五，我的压岁钱就被母亲收回去当买菜钱了。

2）：挥春
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每年农历新年前夕，就会写一副春联贴在门扉上。

父亲的字挺拔有力、庄重遒劲，不是笔走龙蛇、气势磅礴那种飘逸字体，它胜在浑厚端正，看了令人赏心悦目。

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可以令他有所“表现”，事业没啥成就、钱财没有几个，唯一的强项是写出漂亮方块字，因此左邻右舍都乐得找他写“唐山批”、喜帖、春联，而他是来者不拒。

父亲写春联时，我就在旁帮忙磨墨砚，也偷偷在观察他如何运笔；我日后爱上挥春、欣赏春联，兴趣就是从这里开始。

挥春，它能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人文素养；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财产给我，有嘛就是从他身上继承了这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
    刊登于 南洋商报   21-01-2011

父亲回家时

父亲在昔加末工作后，每双周回家一次。

知道父亲这个周末回来，家中无人不高兴；尤其是母亲，当天晚餐的菜肴必会丰富些，毕竟是两个礼拜才难得吃到一餐比较好的，平常日子我们是粗菜淡饭惯了。

拜六傍晚，我会和弟妹在火车站接父亲，有时是我一人。

父亲多是乘火车，不知道是他认为较舒服还是较方便？其实，他若选择乘巴士是可以全程坐免费的。

父亲任职的公司，就是拥有巴士川行昔加末——亚依淡；只要父亲向经理开口，就可轻易领到一张免费来回车票。以父亲的性格，可能是他不想欠下人情，这是不难理解的。

在车站接到父亲，他通常只是一袋简单的行李，没有大包小包买些物品回来。记忆中，他曾买过一大麻包袋的昔加末榴櫣，当时从火车上需由两三个大人才能抬下来。

榴櫣是全家人爱吃的。这一大袋我们足足吃了两个晚上，所以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这是父亲仅有一次舍得花大钱。平时他是省吃省用。每月月头领薪后，他把大部份薪水交给母亲，身上只剩点零用。

父亲回到家，和母亲交谈几句，休息一下，洗个澡吃过晚餐后，乘母亲没注意时就脚底抹油，溜之赶去公馆和雀友“开战”。这一战可能是“开打”至深夜，也曾通宵达旦。

父亲爱搓麻将，母亲很少大动肝火，有的只是讲讲几句。有次母亲可能是生气了，就叫我去公馆骑楼下把父亲骑的脚踏车“偷”回来，给点“颜色”父亲看。

父亲赌罢却若无其事回到家，完全没有“不见”脚踏车这回事，一点也不会紧张。

那一年我也在昔加末工作，有个早上父亲胃病复发，痛得他面色苍白，痛苦呻吟不已，我只好载他回家。这是我第一次载父亲回家，抵家时母亲高兴得以为我们父子是回来度中秋，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……

2010年6月26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

父亲与政治

1964年大选投票日晚上，全国人民焦急等待成绩揭晓，都想早点知道哪一个政党能执政，这是个漫长又紧张的一夜。

家中成员不少，只有3人热衷选举。父亲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；大哥不单关心，本身还是在野党党员。无可讳言，他是希望这届大选社阵能赢得更多席位。我，当年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，却对政治的认识早熟了些。

父亲是马华数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的支持者。中午才从昔加末赶回来，下午就去投票；他这一票投给谁，我们心中有数，他同时影响母亲、大姐二姐的投票决 定。父亲常向家人说马华如何如何好，马华是为华社服务，马华是代表华人，所以票要投给帆船；相信大哥是不会听从父亲的劝告，他和村内许多“血气方刚”的年 轻人的思想一样，票非投给反对党莫属。

晚餐过后，大哥就急不及待上街找党同志探听行情。父亲没出街，却交待我待会儿记得扭开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。

那个年代小镇上还没有一家拥有电视机。选民要知道成绩，除了人在居銮计票中心现场外，就是只有收听广播。

黑夜随时间一分一秒消失而到来。9点过后，收音机陸续传出零星的州席成绩，我对有些马来选区的结果不感兴趣，父亲听不懂华语，却想知道广播内容，我就“翻译”成福建话，他也听得“津津有味”。

夜越深成绩越“吸引”听众。有几场受人关注的选区结果公布了，父亲每次都紧张问我是谁赢了？当我告诉他是马华候选人赢了，他脸上马上露出笑容。

午夜过后，父亲精神撑不住了，才“依依不舍”上床去，我继续收听广播。

其实父亲并未真正入眠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会爬起来，频频问我最新的“行情”如何？我说某选区联盟赢了，他更要明确知道，是马华？巫统？国大党？

至凌晨时分，知道是联盟执政，父亲才满意去睡其甜蜜的觉。

2010年6月25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

父亲的财产

父亲是一介书生，年幼进过私塾，学问是有，却不是理财这方面的学问。他对钱财没有概念，本身也没有什么“财”可理，人到中年仍是两袖清风。

任何时候，他身上或家里的钱不会超过一百元。他儿女成群，他父亲没留下什么产业给他这个大儿子，他年轻时也没置业，单靠自己微薄的入息要如何养大5男5女？

养育儿女的功劳是母亲。当年母亲含辛茹苦，节衣缩食，对每项开支锱铢必较，把一分一亳省下来才能使孩子们没挨饿过一餐，还有能力供我们受教育。父亲 只是每个月头把大部份薪水交给母亲后，“以为”是尽了养家的责任，就不过问家里的经济状况，也不担心孩子的学费交了吗？家里的伙食费够用吗？水电费还了 吗？

父亲就是这样乐天知命，无忧无愁自己活得逍遥、穷得开心。反观母亲，每天为一家大小的温饱处心积虑，有时我会听到她对父亲的漠不关心发出怨言。

那个年代，当我们几兄弟一个个升上中学时，家里的开支一下子暴增，母亲月尾就要为我们的学费车费操心，有时实在无法撑下去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开口向亲友借，母亲的信誉还不错，有借有还，所以每次出去借钱都不会空手归。

父亲还是一副“事不关己”的模样，尤以他在外坡工作时，更有“理由”对家中长期的经济困境可以置身度外。

我常天真的想，如果父亲是个有财产的人，至少拥有一些祖业，母亲的日子就会过得好些，也不必每天为开门七件事事事烦恼。事实上，父亲就是穷措大一个，这个事实这辈子是改变不了。

父亲为人耿直、宅心忠厚，以他的性格，是不可能在尔诈我虞的商场上混，所以他发不到生意财，本身也没有横财运，一生只能靠打一份安稳工作来养活我们。

2010年6月24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

父亲的职业

父亲年轻时，在未结婚前是做过什么工作？我不清楚。记得母亲说过，婚后父亲是经营杂货店，母亲也在店内帮忙。

杂货店是开在马六甲双溪南眉，这里是双亲土生土长的甘榜。顾客多是马来人，售卖的货物除一般杂货外，也有一些土产和自制的糕饼。

母亲经常和马来顾客接触，她的马来话说得头头是道；至于父亲，我长大后和他聚少离多，少有机会听他讲马来话，不知他讲得流利否？

之后父亲为何把杂货店的营业结束呢？在我出世之前，父母已举家搬到南部，所以我不知是不是生意失败？还是想在另个领域寻求更好的发展？

在柔佛巴罗落脚后，父亲赋闲一阵子，不久就找到一份园坵管工的工作。

管工，即“甲巴拉”（工头）。工作性质是每天巡视各“树号”，督促胶工割胶，和观察他们工作表现（如割伤橡树）。

这份工作当然不比胶工辛苦，有时忙时还可“偷懒”一下；但对于一个“弱不禁风”的“读书人”来说，我至今还在怀疑父亲是否能胜任此份工？因他坐惯在风扇底下抄抄写写，不慣日晒雨淋，脸上也没有一点威严，而且又不会驾驶摩托车，每次巡园就要劳驾同事载着满山跑。

父亲没有什么专长，当时还在失业中，能有这份“优差”，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。

其实父亲是骑马找马，果然不久后，在好友的介绍下，父亲告别了胶林，开始在昔加末某商行上班了。

任职“财副”（书记）是父亲的最后一份工作，也是他最满意的职业。

2010年6月23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

父亲与赌

在父亲身上，有一些优点是可以潜移默化到儿女身上的。

父亲温文尔雅，待人彬彬有礼。和妻子儿女谈话总是低声细语，我鲜有听到双亲的吵架声；他们几十年的相处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有斗嘴只是几次而已；我们兄弟姐妹更是很少被父亲责骂，他少有在家并不是替他美言，原因是他脾气好得很。

父亲以身教多过言教来教育我们。他算是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，这是左邻右舍赞赏的。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吹一口好箫，他会讲解通书、会看生辰八字，所以身为老大，他也得到弟妹、弟媳妹夫和侄甥辈们的尊敬。

不过，人不是十全十美，在父亲身上，也有两样不良嗜好，就是爱抽烟爱赌博。

父亲是赌万字和搓麻将。他期期都买万字，每组只是下注一两元，长久以来，没有听他说过中大奖。他搓麻将也是赌一圈输赢最小的。

父亲除爱抽和赌外，没有其他消遣。母亲也认为，己是乐龄人士的父亲搓搓麻将当娱乐没什么大不了，据说还可预防老人痴呆症。

问题是，父亲一坐上赌椅，就可以夜以继日、晨昏颠倒拼命搏杀，有时“忙”到无暇上厕所放松，以及常饿着肚子继续“开工”，结果他的胃病就是如此得来的。

父亲赌的地点不难找到。小镇上只有那3、4所公馆，若他不是在这所赌就是在另一所。母亲从来不会找上公馆大吵大闹。有时急需买菜钱时，就会带我来到公馆楼下，叫我上楼向父亲拿3、4块，每次母亲都怂恿我多讨二角，当是奖赏给我的零用。

父亲输多赢少，如果他回来时走路有些风，脸上挂着微笑，手上有一袋大包，哪不必说是赢钱了，不过这种“机会”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2010年6月22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

父亲与笔

父亲年轻时文质彬彬，中年温文尔雅，一看就知是个读书人。

我不知道他小时有进过什么学堂，想是进过私塾读过几本古书吧。

那个年代，他是村里少数几个肚里有墨水的人。在家6兄弟中他是最有学问，除了尾叔“后来居上”，尾叔是林家唯一拥有高中毕业文凭。

父亲终日与笔为伍，他可不像他儿子喜欢写作，而是在一间商行当“财副”（书记），整天抄抄写写，那时“财副”的地位是受人敬重的。

在这之前，他是园坵“甲巴拉”（工头），每天奔走各“树号”督促胶工，用笔记录工友一天的收成和工作表现。

可能是父亲不能适应这份需日晒雨淋的“苦差”，工作没多久就告别了胶林。

在友人介绍下，父亲回到他可以“胜任愉快”的理帐老本行。他右手拿笔，左手打算盘，把公司的来往帐目逐日理清；我知道父亲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响又准，记得我小时候，他曾教我珠算口诀，以及打算盘的正确手势。

父亲古文根基深、文笔不错，他在公司也处理与各商号来往信件；同时，村里有人要写“唐山批”，都会到来假手于父亲。

帮村民写信是常有的事，如果相熟的亲友“家有喜事”，如娶媳妇需写请帖，也会找上门劳驾到父亲，这份差使对父亲来说只是“举手之劳”。

父亲的书法秀丽端正，每年新年前夕，他都会“大显身手”挥毫，写下几副春联。我成家后，每年除夕，也会挥春贴春联，我想这多少是受父亲的影响。

父亲一生与笔脱离不了关系，注定是靠笔吃饭的人。

2010年6月21日
星洲日报【星云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