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年难过年年过

     “年”，每年都要过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日子来到“年”就会“准时”到来，你之前对它欢迎、讨厌、恐惧，这一天决不会因此逗留多一刻或早点消失。

 

     时常听人说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又是一年。我对时间的观念是它不快也不会慢；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地球运转时以此规律，时间过得快或慢是人的心理感觉。

 

     我是乐龄人士，度过了60个新年，和普通日子一样，每次都以平常心度过，没有特别的惊喜。

 

     我和家人新年从没出国旅游，都留在家里平静生活。近几年我的过年方式还是离不开看书写稿。中年以后，心境的转变，年的味道渐行渐薄，难以感染到一丝佳节欢乐气氛，好像不是在过年，倒是童少年时期过的年记忆犹新，那才是“真正”在享受过年。

 

     小时候在乡下，在那个物质不是丰裕的年代，家家户户新年前都会大事做好准备工作，家庭主妇忙着制作各种糕饼，办年货、进行大扫除，把家里布置焕然一新。

 

     母亲没一刻闲着，制作糕饼是她的专长，也是一年一次展现烘焙技艺的时候，但是为孩子添购新衣服最令她头痛，因为那些年，父亲还在失业，家里经济捉襟肘见，有时赊欠杂货店太久货款她每天会“念念不忘”；而孩子一个个长大，两三年才为孩子添购一次新衣想节省也节省不了。

 

     我们兄弟要过几次新年时才有一次机会穿新衣，平时是哥哥的衣服不合身时传给弟弟，如此一个个传下去，所以五弟身上的衣服有的上面四个哥哥都曾穿过。

 

     父亲从不理厨房事，在大伙儿忙着新年的准备工作，有一项他总算可以发挥所长，就是写春联。

 

     每年新年前几天，父亲就买好春联纸，写春联那个早上，父亲叫我帮忙磨墨，我也乐得做，这份差使边磨墨时，我会边观看父亲怎样一笔一划运笔；有时和旁观的童伴指指点点，那是童言无忌，父亲不以为忤。

 

     父亲就是有读书人温顺的性格，少对家人发脾气。记忆中我没有被他骂过，虽说童年时我们聚少离多，父亲有几年是在外埠工作，双周回家一次。父亲有了工作最高兴是他的妻子，因为家里多一份收入，至少多少改善家中经济状况，每日三餐可以吃好一点；这之前家庭经济是靠哥姐割胶赚取微薄工钱惨淡经营。

 

     除夕傍晚吃过团圆饭后，一家大小就闲话家常，父亲也在这个时候分发压岁钱，母亲领的是生活费，她每年总是嫌老公给得那么少。我们几个孩子就是从父亲手上接过没有包封的红包钱，大家得到多少一目了然，完全没有一点神秘感，我领到最多一次是工作前最后一次的4令吉，这在半世纪前在穷苦人家来说已是很高了。

 

     但是，这压岁钱只能给我高兴几天，过了年初六，母亲就向我讨回，包括亲人给的红包钱。而在这“保管”的6天里，我和邻家的玩伴就会拿出自己的新钞互相“欣赏”和比较谁的漂亮（漂亮什么？每张又不是一样。），过后玩伴就会怂恿我们拿新钞来赌博，而我对赌博有兴趣却没有胆量赌。

 

     那年代的穷家孩子比较单纯，在过年也不敢乱花钱，譬如去买零食、烟花爆竹，我每次看到富有家庭孩子买冰淇淋、喝荷兰水、赌博、抽地甘，只有羡慕份儿。

 

     母亲收回压岁钱和红包都是花在日后伙食上，我们兄弟姐妹每年都乖乖交回母亲手里，没有怨言，因为这是林家“优良传统”。

 

     新年期间，乡村到处洋溢欢乐气氛，尽管没有城市五花八门的娱乐消遣场所，村民在这几天不用工作假日里，有些人就会沉迷在赌桌上。幸好母亲年轻时没有染上此恶习，才能把家务妥善处理，所以从来没有债主上门来讨赌债。

 

     有一年接近岁末，同在一家公司工作的二哥发现父亲的荷包现金所剩无几，这下心慌了，怀疑父亲在这几晚有出去搓麻将，是不是输钱？当晚忙写信给母亲（不方便打电话），母亲接到信时，心乱如麻、坐立不安。心想多几天就过年，家里正等父亲的薪水、红包才可以过大日子。如果钱是输掉的话，那孩子的压岁钱，买年货的钱、伙食费去哪里借。

 

     父亲夜晚得空搓几圈麻将家人都知道，母亲认为那是卫生麻将，是老人家的消遣无伤大雅，偶尔会责怪几句。

 

     年廿九，父亲和二哥回来了，母亲开始默不作声，到了晚上，父亲竟能将薪水和花红悉数交给母亲，母亲见给的家用没有少，猜想是二哥看错了，不加以追问，也考虑到如果问下去，父亲就知道二哥曾检查过他的荷包，这样会弄僵父子的关系。

 

     如果说过年是一家团圆欢欢乐乐的日子，尤其是年少无忧无虑尽情玩乐，但有一年，也就是我即将升上高中那一年的新年，因为平时看到母亲辛苦撑起这个家，为一家大小的温饱受尽了苦，每次看到她脸上皱纹增加，头上多了几根白发，内心就过意不去，于是在那一年年初一，我跟母亲说：“阿姆，我不想再念书。”，母亲听后沉思了几十秒才说：“好，不念就不念。你想工作？”

 

     那几年家中有三个孩子在中学求学，每个月的学杂费是一笔不小开销，如果不停学我实在看不下去母亲每日愁眉苦脸，就这样那一年新年后不久，我离开学校投入社会开始赚第一桶“薪”（辛）。

 

     那一年我15岁。

 原载   星洲日报《星云》   10-02-2014